图片 5

秦博: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事权

Posted by

在古代历史上,给功臣封赏定名一直是关系到朝局稳定的大事,如果此事处理得当,则能化险为夷。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引发内乱和分裂战争。

图片 1

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发,顾时位列胡惟庸党朋之首,其子顾敬被杀,爵位被削。

他后来含冤而死,被追授“忠肃”就是名誉上的追加。对于这一点,明末的袁崇焕也是如此,虽然在辽东带兵,但其蓟辽督师的官阶在京等同于兵部尚书。

[36]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四,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壬寅,第3056页。

免死铁券,真的就可以免死吗?

秦博:洪武朝勋臣的爵、官与事权。他活着时获得的最高职位就是东阁大学士,死后被南明朝廷追授太师封号,等于肯定他是明朝功臣。因此综合来看,明朝不同时期对功臣的封赏方式各不相同,对于文官和武将的职务授予也遵照不同的规范。

[10]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六,洪武十年十一月癸未,第1896-1897页。

《明史》记载,徐达病死。

不管是哪个朝代,哪位皇帝,按照古代封建王朝的惯例,在安排职位前,一般会先定出功臣的封赏名号。名号总共分五个等级,分别是“公”“侯”“伯”“子”“男”。这个等级规范有几千年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读功臣的封赏就依照这个分类来定。

[12]
关于周代分封与秦汉以后各个朝代封爵的不同,见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二章《封国、食邑户及衣食租税》,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54-55页。

洪武二十三年,费聚被召回京师。胡惟庸案起,陆仲亨家奴封贴木向朝廷自首揭发,称陆仲亨、费聚、唐胜宗、赵庸曾等,与胡惟庸共谋不轨。朱元璋将费聚四人赐死,并废除费聚的世袭爵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人里在历史上名气较大的非常少,其中比较出名的陆仲亨更多的是在外征战,后来被朱元璋封为柱国,吉安侯,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

太祖革枢密院,置五府设都督、同、佥诸官,总领卫所,分掌京军。其公、侯、伯止令隶籍带禄,不预府事,有事则诏总兵官佩大将军印帅师征讨,旋师则单身归第,官卒各归其所。[120]

一、公爵级别获赐铁券的功臣,共计六人,分别如下:

其中徐达和李善长都当过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由于朱元璋对他的这些功臣们并不放心,对丞相职务赋予的权力也十分有限。

[116] [明]朱国桢辑:《皇明开国臣传》卷一《中山徐武宁王》,第44页。

洪武二十三年,因胡惟庸案,唐胜宗被杀,削爵。

这些官职主要是地方官,管理地方的政务和军事调动。由于明朝建立了复杂的卫所兵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体系不断变化。卫所之上又有五军都督府和都指挥使司,其中很多都是世袭的军人家庭。

[24]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上篇《军功爵制史考辩·东汉时期军功爵制的恢复与没落》,第160页。

汤和

晚明获得封号的功臣很少,其中的代表是孙承宗。此人在辽东防务上有独特的见解,又是皇帝的老师,当过兵部尚书,辽东督师,东阁大学士。他率领军队稳固了关宁锦防线,收复了四百多里失地,同时在边境屯田,遏制后金的攻势。

既然洪武初年出现了勋臣品官与实际职权脱离的现象,那么勋臣的实际权力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明代职官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无品职事,文臣有总督、巡抚、参赞,武臣有总兵、挂印将军等等。这些类似于唐宋职官系统里的“差遣”,但明代没有统一对这类职务正式命名或定性。由于勋臣才干地位高出一般文武官员,且与皇帝关系密切,故终洪武一朝,朱元璋主要是依自己的需要,随时委派勋臣以各种钦差职事以应对复杂朝局,而非命令勋贵担任品官以专事专责。

洪武十二年,顾时去世。

在明中期有中兴之功的张居正,在生前官至内阁首辅,晚年被授予了太师封号。死后被封为上柱国,谥号文忠,由司礼太监送葬,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纵观整个古代史也为数不多。

徐达、常遇春担任将军、总兵时,称为挂、佩某将军印或“出充某总兵官”。所谓“挂印将军”是指出征时佩印领军,回军时上缴印章,解除职务;而所谓“充”,也是指总兵官非品官,它随事而授,事毕而解。前文还提到,李善长洪武四年以病致仕不再担任中书省左丞相,后来皇帝再次启用李善长,钦命他与汤和“董建临濠宫殿”,又同李文忠“总中书省、御史台事”。这其中的“董”、“总”等字眼皆表示临时委派,并不等于恢复李善长中书省丞相一职。类似的,汤和担当“综理之任”的“综理”,李文忠“提调大都督府事”的“提调”,也具有相同意义,是让他们权宜署理相关事务,但并不授予他们固定官职。勋臣所领礼仪祭祀同样出于皇帝的临时任命,无职官依托。对勋臣来说,他们较高的实际权力常常来自无品秩的钦命,而非某个固定职官。比如将军、总兵官虽无品,但在明初职权效力很大,有所谓“国朝将军挂印者,事权甚重,可以生杀人”[99]及“总兵官为极重,先朝公侯伯专征者,皆列尚书之上”[100]的说法。

四、以前为侯爵获赐赐铁券的功臣,共计二人,分别如下:

到了明朝中期,丞相这个职务已经不复存在,转而实行内阁制。内阁成员实际上就是六部的长官。明中期打赢北京保卫战的于谦获得了兵部尚书的要职,但没有封爵位,尚书同一品,这已经是对他功劳的最高肯定。

[33]
《明太祖实录》卷之一八五,洪武二十年九月戊寅,第2775页,《明太祖实录》录纳哈出勋号原文为“推诚辅运钦承效力辅臣”,其中“辅”似应为“武”。

铁券上面的文字,是用纯金镶嵌上去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神道碑》具有务实反应传主履历、表彰宦业功勋的特点,但邓愈死后,其《神道碑》中也未提到他封爵后担任过任何实品职官。[50]更典型的例子即刘基。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封刘基为诚意伯,封爵诰命称“咨尔前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太子赞善大夫刘基”,赐号“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51],所谓“前”,明指封爵后不兼领品官。两个月后的洪武四年一月,朱元璋即遣刘基“归老乡里”[52]。

华云龙

获得爵位封号的功臣并不多,即使有了爵位,也不代表就是高官。明初朝廷的中层官员里有不少获得了公爵封号,都分到了大量田地。和普通百姓的田地不同,明朝任何时期的功臣赏赐田产都是永业田,可以世代继承。

[102]
关于西方封建贵族政治模式的经典论述,见加塔诺·莫斯卡著;贾鹤鹏译:《统治阶级》第三章《封建和官僚制度》,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俞通源

明朝中期还有一位重要功臣,他的人生经历也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封赏惯例,他就是王阳明。王阳明是着名的学者,心学家,同时立有军功,最着名的当属平定朱宸濠叛乱。

图片 2

郭子兴

有了田就成了地主,就有足够的金钱和人脉网络,即使第一代人没有获得高官,下一代人仍然有机会站到庙堂的高位上。所以这个爵位比某个职位更值钱,如果家里有人犯了罪,甚至还能洗白。

第四,公爵又兼以太师、太傅等高品秩加衔。朱元璋特与李善长、徐达以太师、太傅之类的公孤官,这些职官一般勋贵也不可担任。《明史》载:“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
[58]可见公孤官虽不具实权,但有顶级的品秩,领公孤者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尊荣又非比寻常。

唐胜宗

这个封号表面看不是职位,实际上它比职位还有地位。由于古代对功臣普遍有特殊待遇,部分功臣的后代可以世袭爵位,等同于后代都有做官的门路。

从有限制约到全面削弱的渐进性管控

镇守广东期间,朱亮祖与豪强勾结,使朱元璋冤杀番禺县令道同。后事觉,洪武十三年九月,朱亮祖被召回京师,与其长子朱暹一同被鞭死。

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明朝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页。

二、侯爵级别获赐铁券的功臣,共计二十八人,分别如下:

后人对王阳明评价都很高。平定朱宸濠叛乱后,王阳明获得了伯爵称号,被赐予新建伯。他去世之后,又被追授为侯爵。但他的官职并不高,最高当过南京的兵部尚书,含金量远不如北京。

[56] [明]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九《赵庸》,第579页。

朱棣登基,郭英被罢官回家。

公侯伯子男里等级最高的是公爵,明初时期给二十五名功劳最大的人物封了公爵。其中的代表就是徐达和常遇春,李善长。他们有的战功赫赫,有的是重要的文臣和秘书。

朱元璋对勋贵的任用特重其身份与血缘,又越过官僚铨选而授予其综合职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贵族政治的色彩。近代政治学中“贵族政治”的概念来源于欧洲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历史经验,其经典模式,即接受国王册封的领主在领地、采邑内拥有集行政、经济、司法、与军事为一体的权力,而与王权存在一定的分离。[102]若以此为标准,在古代中国,西周分封制度有着明显的贵族政治特征,周天子下属的中央贵族世官世禄,而地方诸侯各自为政。秦汉以降的帝制王朝多抑制贵族分封的发展,并在皇权大一统的基础上构建起以人才选拔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制度,是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主流。相比贵族政治强调身份与血缘,官僚政治显然具有先进性。不过,在秦汉之后,贵族政治的因素始终存在,并与官僚政治相调配。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历代王朝多保留王、公、侯、伯、子、男等世袭贵族称号以册封王公大臣,领爵者受到官僚体制的约束,一般不会裂土治民,但享受一系列的特殊优待。从国家权力分配的层面而言,仍有一些群体在皇帝的允许下凭借血缘优势掌握军政职权,魏晋乃至隋唐的门阀政治即其中一种典型,当时各世家大族通过累世的社会名望占据朝中官位,而皇帝是贵族的代表,与“贵族合议”大政。[103]可以说,门阀政治与皇权共存,但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104]另外,中国历代王朝皆以皇帝“家天下”为统治的根本,皇权的稳固又离不开宗藩、外戚、内臣、功臣等身份性政治群体,这些亲旧大臣也常被皇帝以特殊方式授予权力,可称之为“亲臣政治”。相比门阀政治,亲臣的权力紧密依附于皇帝本身,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反噬皇权,典型者如汉、唐各代外戚、宦官干政等。宋代之后,门阀制度瓦解,“亲臣政治”成为最主要的具有贵族因素的政治模式,而朱元璋重用勋爵亲臣的做法明显属于此类。明初大乱初敉,人才匮乏,整个国家充斥着军事暴力风气与蒙元贵族遗风,故朱元璋依靠军事贵族强化统治是一种历史必然。另外,明朝开国勋臣以社稷军功封爵并掌权,这与纯粹凭借血缘、裙带关系管事的嗣爵勋贵仍有本质不同。

陆仲亨

任何政权在建立和稳定的过程中,封赏一般都按照家族地位和功劳大小来划分,因此明朝历代皇帝在功臣的封赏问题上都非常谨慎。

勋臣爵位与品官的特殊性

胡美

图片 3

明代的公侯伯封爵较严格地秉持军功原则,这本是对前朝弊政的纠正,但军功爵原则在明代最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明代中期以后出现少封爵甚至不封爵的现象。正是此历史背景下,明朝形成了一个以武将出身者为主体,人数较少,世居两京,代系传承相对长久的勋贵群体。明代的勋臣有着独特的政治权力与地位,既与一般文武臣僚及宗室外戚相区别,又不同于汉唐的功臣世家,勋臣政治地位的特性在洪武初年即表现出来。

陈德

明朝在武将功臣的封赏有其独特的规定,明初时期封了七十九位军功侯爵,其中代表是陆仲亨,耿秉文等人。

[51]
[明]刘荐辑:《翊运录·诰命》,[明]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二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1987年,第471页。

汤和病逝。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名词叫军户,明朝立了军功的武将除了在地方担任军官外,其后代也纳入军户,全国两百多万军户始终和功臣派系有关,这种格局在二百多年的明史中从未打破。

[21]
[明]李贤:《古穰集》卷一一《神道碑铭·奉天翊卫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兵部尚书靖远伯追封靖远侯谥忠毅王公神道碑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1页。终明一代,文臣生前得爵者只有李善长、刘基、汪广洋、茹瑺、王骥、杨善、徐有贞、王越、王守仁九人,其中除李善长外,均是伯爵,除王骥、王守仁是世袭勋爵外,其余人均为流爵或被革除爵位。

高九寸,宽一尺五寸五分;

明朝中期是一个转折点,其中以嘉靖时期为代表。嘉靖皇帝破坏了明朝建立的一些规范,让自己成了权力巅峰的舞者。自此之后,明朝对于有重要贡献的功臣更多的是赠予名义上的称号。

[66]
[明]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九《敕·谕曹国公李文忠提调都督府事敕》,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303-304页。

黄彬

图片 4

第一,担任品官的勋贵都是功劳最大、最受皇帝信任的干将。地位最高的六位公爵中有四位领有品官。[53]有的学者把洪武初年的侯爵分为两个等级,前十四位是最早投奔朱元璋的心腹,后十四名是关系稍远的“归附者”[54]。包括晋升公爵后再任大都督府左都督的汤和在内,[55]前十四名侯爵中有十名领有品官。后十四名中的第一名赵庸是原巢湖水军的头领,曾为朱元璋水上力量的加强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称赞赵庸的功勋曰:“以所部舟师从人来附,秉渡大江如履平地,乃克采石,下金陵”,但又认为他“其功不细,然有小过,只封为侯”[56]。可见赵庸之功劳足可与公爵比肩。傅友德虽然是排名靠后的侯爵,但功勋才干突出,史称他“丰功威烈,足以冠策府”[57]。而忠勤伯汪广洋是少有的文臣勋贵,一直被朱元璋视为接替李善长的储相。

朱亮祖

[92]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八五《职官考·宰相》,第5113页。

当初,韩林儿在滁州,朱元璋派廖永忠前去迎请他回应天,至瓜步时,韩林儿船翻而死。朱元璋因此归罪廖永忠。待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对诸将说:“廖永忠在鄱阳湖作战时,忘我抗敌,可谓奇男子。但他却派与其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所以,封爵时,对他只封侯而不封为公。”

[71]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〇 ,洪武二十八年八月戊辰,第3490-3491页

李善长

[106]
[明]吴宗伯:《江国襄烈吴公神道碑铭》,徐纮编:《皇明名臣琬琰录》前集卷五,第135页。

详见上文。

朱元璋立国伊始,就构建了一套具有军事贵族特色的勋爵封袭制度以安置功臣。与汉唐前朝相比,明代封爵军功特色明显,得爵者主要为武将。朱元璋以爵位为基础给予勋贵各种优待并加亲信功臣品官以委重任。不久,明太祖不再囿于品官专事专任的限制,钦派勋贵以本爵代管各种国家庶政,勋臣的品官形同虚设。朱元璋的这种任用模式使得明初政坛呈现出独特的贵族政治色彩。然而,朱元璋始终对勋臣持有既重用信任,又约束猜忌的复杂心理动向。这种心态导致他不断在勋臣封爵、领职问题上制定自相矛盾的制度与政策。至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对勋贵渐增防范,其勋臣任用方略也随之复杂。一方面,明太祖不愿意继续扩大勋臣的职权,反而系统地打击勋贵,最终将大部分功臣革爵废职以致屠戮;一方面,他不断完善封爵制度,并加大力度任用个别亲近勋贵与驸马。这种制度上的矛盾越到洪武后期越凸显。朱元璋的在勋臣问题上的反复无常正是他作为专制君主被权力异化以至于政治智慧受到局限的结果。朱元璋勋臣制度矛盾性的深远隐患,在于这一制度成为了明代的一种难以突破的祖制。永乐以后,朝廷逐渐制度化地限制勋臣参与国务大政,形成“禁勋臣预九卿事”与“以文统武”两大机制,二者互为表里,共同作用的。皇帝限制勋臣参与九卿事务,就是强调武将勋臣不可彻底脱离原有的武人身份;而“以文统武”体制又使得勋臣武将需在文臣的节制下行使军事职权。这样,勋臣虽专领军事要职,但他们的实际权力被较为严密管束。至于勋臣军政职权具体的行使状况,笔者仍将就其中关键且尚未被充分解决的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陆仲亨家奴封贴木自首,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都和胡惟庸通谋,陆仲亨被捕入狱。

其次,明初勋臣可多受命巡视地方,兼而管理各种地方行政事务。如朱元璋曾“移江南民十有四万诣凤阳,使各农田而实地,以壮京畿”。考虑到“斯民之众,下人不能驭”,皇帝“特留”韩国公李善长、江厦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等勋臣“督责其事而提调之”[94]。这是勋臣统筹移民及民屯的例子。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对地方行政事务的参与度极大,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史载:

傅友德

这样的记载并不能反映洪武初年功臣封爵的细节。朱元璋吸收前朝旧制,裁定损益,为明代勋臣封爵制度构建了框架,这其中的过程是复杂多变的。

明人王文禄《龙兴慈记》记载,徐达因病无法吃鹅;朱元璋赐蒸鹅给他;徐达吃完,遂死。

明初勋臣大多数出身行伍,封爵后当然亦主掌军事。他们或统筹管理全国军事部署,或统兵负责具体的任务,可谓兼军事决策、管理、执行权并有之,这与明代中期以后文官统领军事事务,分割武臣权力的情形大不相同,故明初有“兵事专任武臣”[78]之说。

三、伯爵级二等

[2]
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图片 5

[109]
[明]刘辰:《国初事迹》,[明]邓世龙辑:《国朝典故》卷四,第70页。

杨璟

[32]
关于勋号制度在明代以前的发展,见胡永启:《中国古代功臣名号述略》,《兰台世界》,2012年第25期。

李文忠,见上文。

[49]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六《诏令杂考二》,第1647页。总兵、将军、副将军等没有品级,是皇帝的钦差职务。

即赐予爵位为“伯”的功臣的铁券,分为二等:

[77]
朱元璋定的官俸水平极低,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一年下来不过千余石。如果考虑到经常出现的实物折俸的情况,品官俸禄就更低了。见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二《明官俸最薄》,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50页。

徐达,见上文。

明初军功封爵制度的构建

洪武二十三年,追坐陈德为胡惟庸党,爵除。

展开剩余98%

梅思祖

完善封爵制度与重用亲近勋贵

洪武二十四年,常茂去世。

[6]
《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封验清吏司·功臣封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页;[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一《勋臣考》,第2098-2099页。

一、公爵级别获赐铁券的功臣,仅一人:

侯爵以示惩罚。见《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第3754页。

李善长免二死;其子免一死。

三年十一月乙卯,第1144页。

吴桢

[123]
《诸司执掌》卷一《吏部•司封部•袭封》,《玄览堂丛书初辑》第12册,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84页。

永乐元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奏:耿炳文的衣服、器皿有龙凤图饰,他还使用红革呈做玉带,逾越制度、大逆不道;耿炳文遂自杀。

第三,朱元璋较灵活地授免这些勋贵品官,且不拘文、武职官之分野。有的勋臣完全保留了受封前的官职,如陆仲亨、耿炳文。有的勋臣受封后品官得以晋升,如济宁侯顾时由大都督府副使升同知大都督府事,官位升前升后都是武职,而忠勤伯汪广洋由中书右丞升任御史大夫以至中书右丞相,皆文职。另如李文忠受封前为浙江行省右丞,属文官序列,封爵后任大都督府左都督。有的勋臣受封后脱去原来多个兼职中的一部分,如淮安侯华云龙、吴祯。

随后,朱元璋将李善长连同其妻女弟侄共七十余人一并处死。

[126]
[明]唐愚士:《西平惠襄公沐春行状》,[明]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五《公一·世封公》,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52页。

因胡惟庸案,朱元璋遂下令,诛杀陆仲亨,抄没其家。

明初一些功臣恃权恣肆,巧取豪夺的情况也很严重。对此,明太祖采取了相对强硬的手段以警示。洪武五年六月,朱元璋发布铁榜,有学者即将铁榜的作用总结为“更进一步地申诫,把贵族们的行为约束在合法的范围内”。[112]总体而言,明太祖这一时期对勋贵的惩处尚不残酷,在责罚的同时或辅以优礼,如永城侯薛显封爵前就常擅自杀人,故朱元璋以“天下初定,即杀有功之臣,又所不忍”[113]的名义封其爵,但贬谪海南,分岁禄给被他杀害者的家属。

永乐元年,郭英死于家中。

[76]
[明]高岱:《鸿猷录》卷六《封赏功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4页。有学者指出,朱元璋统治初年,是以赐与勋贵的田土租税来供给他们的禄米的,赐田与岁禄是合二为一的关系。见张海瀛:《明代的赐田与岁禄》,《明史研究论丛》,第四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

高八寸,宽一尺四寸五分。

公、侯、伯爵凡三等,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并给铁券。高广凡五等,号凡三等。佐高皇定天下,曰“开国辅运”云云。佐成祖曰“奉天靖难”云云。余曰“奉天翊运”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岁禄视公有差,多不过五千石。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進爵加禄。……其袭替,徵券诰,论功过,覈適孽。幼而嗣者,学于国子监。有过革冠服,平巾学于国子监。坐罪夺禄,重夺爵。[3]

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病,朱元璋命淮安侯华中负责医治。洪武十七年农历三月,李文忠去世。朱元璋怀疑华中暗中下毒,降华中爵位,将华中家属驱逐至建昌卫,其他医生及妻儿,皆被朱元璋诛杀。

[69] 《明太祖实录》卷六〇,洪武四年正月丙戌,第1167页。

廖永忠

第二,勋贵所担任的大多是丞相、都督官、战区或边区行省的长官及重要王府的辅臣,这些职务皆位高权重且关系国家安危。

洪武四年,华高病逝。

[98]
[明]汪广洋:《凤池吟稿》卷七《韩国公曹国公暨中山侯等官奉旨岳镇海渎行报祀礼早朝赋诗呈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35页。

洪武二十三年,因李善长事,朱元璋亲自下诏列举奸党,说是胡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同其女婿扰乱宫禁,事情败露,其女婿受刑而死,他则被赐自尽。

[81]
[明]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九《敕•谕曹国公李文忠提调都督府事敕》,第303-304页。

郭英

[117]
[明]郭勋:《三家世典》,[明]邓世龙辑:《国朝典故》卷四三,第1058页。

有事发生时,才会把左右券合在一起,作为使用的凭证。

卷一六九《职官九·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4061页。

左券颁赐给功臣收贮,右券交付给内府印绶监备案收藏。

[29]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七《封建考·皇明异姓封建》,第11684页。

洪武二十三年,追坐梅思祖为胡惟庸党,全家被杀。

[37]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七《高帝功臣公侯伯表》,第659-661页,第666页。“特进”一词始于东汉,是当时授予三公勋旧等顶级大臣的荣誉称号。

洪武五年,再次随军北伐,战死于阿鲁浑河。

[87]
[清]傅维鳞:《明书列传》卷九二《世家二·东瓯王汤和世家》,第215页。

洪武十九年,王志去世。

[103]
见内藤湖南著;林晓光译:《东洋文化史研究》《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高六寸五分,宽一尺二寸五分。

可见,明代本朝已有人隐约指出朱元璋对勋旧的打击面过大,超出了惩罚犯罪的范畴。实际上,朱元璋统治中后期对待勋贵的措施呈现出不断摇摆的特色,而大规模屠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单单研究这一极端历史现象容易产生片面之嫌。若跳出对明太祖屠戮勋臣行为本身的关注,将“胡、蓝之狱”前后明太祖的勋臣政策及勋贵职权状况联系起来考察,以进一步说明屠戮功臣事件爆发的原因。

洪武二年,朱元璋在准备分封功臣时,还议定,要向功臣颁赐铁券。但是,那时,关于铁券,刚刚立国的明廷还没有确定的做法和完整的制度。

[11] 《明太祖实录》卷六四,洪武四年四月乙未,第1217页。

明成祖永乐初年,靖难功臣也有被朱棣赐予铁券者,本文不赘。

徐达封号中“魏国公”是本爵。明代官修政书中未透露爵名的制定原则,但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将其归纳为“国郡邑名”和“取事名”两种。[27]所谓“国郡邑名”即地名,明代公爵的爵名均是“国”一级,如魏国公徐达、韩国公李善长、曹国公李文忠等,所谓“邑名”也就是府州县名,这种爵名用于侯爵与伯爵,如河南侯、延安侯、定远侯等,“郡名”爵位不与生者,全部用于功臣死后的追封和赠封,如花云殉难后追封东丘郡侯、赵天麟战死后追封天水郡伯等;所谓“取事名”即形容性的荣誉称号,多描述了勋臣的性格特征及功勋特色,如刘基封诚意伯,汪广洋封忠勤伯等。[28]爵位本身没有品级,但可与品官相较,朱元璋初将公、侯二爵定为一品以上,伯爵定为二品以上。[29]勋臣得封爵位后,如果再立新功,可以进爵或增加优待条件,即所谓“已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进爵加禄”[30]。明代勋臣死后一般追赠一级爵位,公爵赠郡王,侯爵赠公爵,如洪武开国公爵徐达死后追封为中山王、常遇春开平王、李文忠歧阳王、邓愈宁河王、汤和东瓯王;而东平侯韩正死后追封郓国公、宣宁侯曹良臣追封安国公[31]等等。

坐胡惟庸党,黄彬被处死。

[100]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二《督抚·提督军务》,第554页。

三、以前爵位为公、受赐铁券的功臣二人

[85]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庚辰,第2011页。

当时,明廷成制的铁券,分成三级七等。

朱元璋本想委任亲近功臣以高级军政职官管理国家要害机关,但不久勋臣即以贵族身份受领钦差行使各种职权,原本授予勋臣的品官就成为了不必要的“鸡肋”。而公侯勋臣爵列正一品以上,兼领虚化的品官也不能给公、侯带来特殊荣誉。在此背景下,除洪武十年汤和晋公爵再加品官外,此后洪武十年及十二年以平西番功集中封功臣时,所有功臣封号中亦不见升、保品官的记载,此后,终洪武一朝,几乎所有再新封及嗣爵的勋贵均不领品官。[105]对于那些已经兼领品官的勋臣而言,限于资料的缺憾,不能确定朱元璋是否统一处理其官职。如江阴侯吴良、曹国公李文忠死后,其《神道碑》中依然称其为“同知大都督府江阴侯”[106]、“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国公”[107],可见二人生前始终带虚化的都督官衔。至洪武十五年礼部奏定封赠官制,“凡封侯赠谥,不加散官、职事”,如江阴侯吴良,“原赠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中军都督府右都督追封江国公谥襄烈,更定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柱国追封江国公谥襄烈”[108],其余死后加封者如例更正。这种封赠制度的调整可以看成是朝廷对勋臣品官事实上虚化的落实。需要指出的是,公孤及东宫三师是特殊荣誉虚衔,无所谓脱去不脱去的问题。

一说此后徐辉祖被禁锢。

[120]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八《兵部二·都督府》,第6669页。

曹良臣

[105]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七《高帝功臣公侯伯表》,第666-667页。

洪武三年,为酬答夺取江山社稷时诸人的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大封功臣。

勋臣参预军国庶务

坐胡维庸党,赵庸被处死。

“参军国事”是朱元璋借鉴元朝制度授予公爵的特殊称号,这类称号的使用仅限于洪武初年,且与勋臣具体职权相关,情况详见后文。

细细想来,铁券不但免不了死,而且,似乎那就是那索命的令牌。

《续文献通考》卷八五《职官考·宰相》,第5052页)。而徐达在封爵后长期领兵在外,实际也不预中书省事务(见孟森:《明史讲义》第二编《各论》第一章《开国》,第62页)。另据《春明梦余录》载,洪武初年“左、右御史大夫汤和、邓愈,数膺斧钺寄外出,而中丞刘基、章溢理台事”(见[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都御史》,第1018页)。由此可见汤和、邓愈二人的御史大夫在封爵前即属遥领。对于徐达等人来说,平章、参军国事及丞相的官职与称号多意味着一种礼仪性的待遇。

赵庸

在诱导放权及残酷打击之外,朱元璋还在国家机构设置层面压缩勋臣的权力。大都督府是主要由勋臣掌管的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洪武十三年正月,继废中书省后,朱元璋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实际上将五军都督府由权力机关变更成为勋臣的“寄禄”部门:

铁券的质地当然为铁,但却类似于绿玉,与普通的铁不一样。

镇云南也,简官僚,修惠政,剔奸蠧,抚兵农,兴学校,治水利,严城堡,谨斥堠,通盐井,来商旅,垦田至一百一万二千亩,军食嬴足,恩威并施,德化大行。[95]

铁券的底面,刻着功臣的履历,朝廷赐予功臣的封号等级,以此来记录其功绩;另外,还刻着功臣自身及其子孙免死的次数,减禄的数量,以此来防止功臣犯错。

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对勋臣的态度逐渐由优待重用转向压制打击,最终发展到借“胡、蓝之狱”大肆清洗功臣的地步。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朱元璋大杀功臣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功臣恃功犯罪,掠夺国家财富;二是功臣权力过大,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以致朱元璋必除之以后快。[114]显然后一种原因更为关键,天启朝阁臣朱国桢即言:

不详。

[13]
朱绍侯:《军功爵制考论》,上编《军功爵制史考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5-167页。

耿炳文三子前军都督佥事耿璇、后军都督佥事耿瓛、尚宝司卿耿瑄,均受到牵连,被杀。

[91]
在吴元年,功臣汤和、廖永忠未受封时就曾为中书省平章“但不治事”(见[明]王圻:

徐达

“太傅”与“中书右丞相”是实品官职,乃本文论述的一个重点。洪武初年封爵时,部分勋贵封爵后完整封号中带有品官,部分勋贵封号中不加品官,封号中带品官者情形见下表:

所谓免死,就是获赐铁券的功臣,除谋反大逆等罪之外,其所获的其他死刑均可免除;但是,功臣被免死之后,朝廷会立即革除其爵位、革除其俸禄,也不许其后代再承袭其以前的封爵、封号等。

相关文章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