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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必赢亚州73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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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苏轼关系到底怎么样?乌台诗案王安石为什么要帮苏轼求情?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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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王安石与苏轼两个人,在政局上面一直都是政敌,王安石坚持自己的变法,而苏轼是站在反对变法的一方的,所以两人很明显是政敌。然而,当乌台诗案爆发之后,苏轼的结局是非常惨的,为什么这时候,作为政敌的王安石却出面为苏轼求情?政敌难道不是巴不得对方早一点被踩在脚下吗,王安石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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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

纠正一下,差点害得苏东坡丢了性命的“乌台诗案”,不是因为一句诗歌引起的,而是因为一句话而引起的。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迁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东坡向朝廷写了《湖州写表》,其中有两句话:

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

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

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大刀阔斧地对朝廷的军政商农展开全方面的变法。

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

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

王安石激烈的变法导致民不聊生,苏东坡竭力反对。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从此卷入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两党的争执,“乌台诗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

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

王安石当政以来,因为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启用了不少朋比为奸的小人主持朝政,比如吕惠卿、李定、邓绾、章惇等人。变法失败,被王安石视为接班人的吕惠卿倒打一耙,将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披露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大怒,王安石被罢黜,后重新启用,元丰年间再次罢免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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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

此时苏东坡44岁,不改其嫉恶如仇的性格。见到看不惯的人和事,依然“如蝇在食,不吐不快”。苏东坡所谓“新进”、“生事”等语,便是暗讽李定、邓绾、舒亶等一干小人把持朝纲,蒙蔽圣听,祸乱朝政。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话,还有他感叹民生疾苦的部分诗歌,这一次,苏东坡被当权派小人抓住了把柄。

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满肚子不合时宜”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是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这四句话挑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仅从《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

苏东坡被李定派人从湖州抓到了御史台的大牢。所谓“乌台”,其实就是指御史台。

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

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

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乌台”二字,也就源于这些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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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东坡被关押进了乌台监狱,遭受严刑拷打。李定、王珪等人竭力诋毁苏东坡,一面派人搜罗证据,将苏东坡和亲友往来的信件和诗文都一律派人取证,通过苏东坡的信件和诗文中的一字一句罗织罪名。

王安石归隐钟山,不计前嫌挺身而出救苏轼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些诗文,都是苏东坡在密州、徐州担任太守期间与朋友往来写的抱怨王安石变法的,不妨列举一些如下:

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尖,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归隐钟山。

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吴中田妇叹》

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

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

抱怨新法害民。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

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

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

把朝廷中的那些小人比作“燕雀”和“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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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

讽刺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是乌鸦。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才子身上。

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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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那些小人是吃腐鼠的乌鸦。

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

王安石

诸如此类,苏东坡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嫉恶如仇,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不吐不快。这一点,他没有弟弟苏辙那样的隐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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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李定、王珪、舒亶等一干小人群起而攻之,纷纷上表,欲置苏东坡于死地。另一方面,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一批已经退位的元老重臣纷纷上书,请求赦免苏东坡死罪。两派展开舆论攻势,神宗皇帝左右为难。最终,苏东坡曾经反对过的王安石站出来为他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

小人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

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END.

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


“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必赢亚州733.net】。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其实应该是状元。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

我是博书君,欢迎关注。读完答案,了解了“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记得点一下赞啊~

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

“乌台诗案”表面看是苏轼因言获罪,实际上是背后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体现。“乌台诗案”是变法派对保守派的打击和清算,导火索就是苏轼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句·其四》中的一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其二》中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神宗执政时,军事腐败,官商勾结,北宋朝廷陷入财政危机。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因循守旧,还是进行变革,在宋王朝内部形成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两个阵营,两个阵营围绕王安石变法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苏轼是司马光保守派阵营中的一员大将,自然受到了变法派的攻击,“乌台诗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

王安石变法通过“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置将法”等等新政,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遭到了利益受损方的反对。司马光、文彦博等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坚决反对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改革,希望能保持原有的法令制度。

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

乌台,即御史台。得名是因为有数千乌鸦栖息在御史台的柏树上。1079年夏天,台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苏轼,形成了宋代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除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外,还写了很多讽刺新法的诗文。王安石很大度,对苏轼比较宽容。但王安石下台后,改革派对苏轼曾经的讽刺很不满,欲除之而后快,搜集了大量苏轼诗文,随意曲解,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说苏轼反对“农田水利法”,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映射神宗皇帝在九泉之下,苏轼罪名最终确立,遂炮制了“乌台诗案”。

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

凭心而论,不管王安石的变法,还是司马光的反对,初衷都是从北宋王朝的利益出发。但是两派在斗争过程中,被一些心地不纯的小人所绑架和利用,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党争”。

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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